-1949年/解放-
1949年南京市民庆祝新中国成立（邹健东摄/图片转自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网）
以1949年为界，中国大陆六十年来似乎已习惯了将1949年以前称之为“解放前”，1949年以后称之为“解放后”。但我讨厌“解放”这个词，谁解放谁呀？这都是哪儿对哪儿呀？这个词，即使是针对当时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乃至工人也一样，纯属精神忽悠。我们不是哭着喊着还要去“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”么，但八十年代国门一开，才恍然，全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，原来全在中国大陆！所以，我们“解放”什么呀，我看最要紧的还是“解放”我们自己吧，先从言论自由开始。
邹健东先生摄于1949年的这张南京市民庆祝“新中国”成立的照片，说实话，我看了很恐怖，领袖崇拜从执政的第一年就大面积开始了.
-1950年/土改-
1950年干部向农民宣传土改方针（图片转自互联网）
1950年6月30日，毛泽东颁布命令，公布施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，这个土改法规定，土改的根本目的就是“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阶级的土地所有制/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/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/发展农业生产/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”。其总路线与总政策则是依靠贫农雇农，团结中农，中立富农，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。其过程则分为发动群众、划分成分、没收和分配土地、总结复查等几个阶段。
事实上，“剥削”这个词用在所谓的“地主”身上是非常可疑的，因为地主家的土地与财产既不是大风刮来的、也不是“剥削”来的，而是凭借自己的头脑智慧和辛勤汗水逐步积累起来的，亦如今日的私营农场主。以毛泽东的家庭状况为例，他的家庭成分即使是富农，其土地与财产的发展和积累状况，也基本与地主是一样的。1936年他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-斯诺介绍说“我父亲是个贫农/年轻时因负债累累/被迫去当兵/一当就是好多年/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这个小村子/靠做小买卖和其他营生/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/赎回了他的地......于是/我家有十五亩地/成了中农/每年可打六十担稻谷/全家五口人每年粮食共三十五担/即每人七担/剩余二十五担/我父亲用这些节余/又筹集了一些资金/又置买了七亩田/这样家境就达到了富农的地位”云云，难道地主家的土地和财产不是这样积累成的么？怎么就成了“剥削”呢？
土改运动，将地主几代人辛苦积累的土地和财产强制性地加以没收、然后分给原本没有土地和财产的贫农和雇农，这无异于公然抢劫。另外，贫农与雇农即使分到了土地，实际也只有“耕种权”，幷无主宰土地的所有权。换言之，分到土地的贫农和雇农误以为自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，实际只有下地干活“劳动”的义务，因那土地只属于执政的政权，根本不属于贫雇农。执政者无非是忽悠、唆使、利用贫雇农，借贫雇农之手，把地主私人的土地和财产收归“国有”。这是卑鄙的阳谋，是用不着加引号的流氓行径！什么时候才能对此事进行认真的清算？
-1951年/捐款-
1951年十世班禅号召塔尔寺喇嘛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（茹遂初摄）
1951年，中国出兵朝鲜半岛，帮助金日成建立北韩，轰轰烈烈的所谓“抗美援朝”全面开始。但那时，中国内战刚刚结束，国力异常虚弱，根本没钱打仗，援朝军队飞机大炮紧缺。于是，6月1日，执政党以[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]的名义发动全国民众，为援朝战争捐献飞机大炮，口号则是合辙押韵的“捐献飞机大炮/打败美国强盗”，且规定不分城乡、阶层和信仰，进行充分的宣传和细致的组织工作。呵呵，其实绝大多数穷百姓是没钱可捐的，只能象征性地表表姿态；捐款针对的主要是富人（地主/资本家/演艺界高收入的明星等），舆论宣传一起来，有钱人不捐恐怕也不行了，否则执政党一招呼，穷人们一人一口吐沫就能把你淹死，这就是舆论宣传的厉害，有钱人若猫了个咪的，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
是年6月7日，[总会]定出了捐献的具体办法，所有捐献，一律按人民币计算，委托各地人民银行代收。幷开列出人民币15亿元为战斗机1架，50亿元为轰炸机1架，25亿元为坦克1辆，9亿元为大炮1门。捐献运动至1952年5月31日结束，共收到捐款5565亿元，折合战斗机为3710架。令人悲哀的是，中国人民的“抗美援朝”不仅使逾90万志愿军年轻的生命长眠在异国他乡（美军折兵5万/呵呵/不知谁是真正的胜利方），同时也为朝鲜半岛扶植起一个至今独裁专制、乃至封建皇权世袭制的国家，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，干的还少么？
-1952年/五反-
1952年/五反运动期间/上海资本家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
“三反”运动是1951年开始的，主要指“反贪污/反浪费/反官僚主义”,针对的基本也是党内及各级政府的一些贪污腐化的干部及相关人员（诸如被拉出去枪毙了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）。而“五反”运动就不同了，于1952年开始后，主要针对的是城市“资本家”；内容则包括“反行贿/反偷税漏税/反盗骗国家财产/反偷工减料/反盗窃经济情报”。为什么会包括这些内容呢？经历过的人恐怕皆明白，那时，执政党（或曰执政府）曾强制摊派给各行业的资本家私营企业许多“加工订货”，且付费很低，无异于“霸王餐”，而资本家们则赔本赚吆喝，有苦不敢言。
许多私营资本家为减少企业的亏损，便想方设法与执政党的具体督办人员接触，抱希望于通融。有些资本家还私下组织了诸如“星四聚餐会”之类的企业家沙龙，常聚在一起聊天，议论一下企业如何减少亏损以及如何对应执政党“霸王订货”的一些合理办法。这，于是就成了“五反”运动需要打击的“反行贿/反偷税漏税/反盗骗国家财产/反偷工减料/反盗窃经济情报”了。执政党打击什么呀？打击的就是不顺从、不听话的私营企业家，不论人家有无道理，只要乍刺儿，一律拿下。当年重庆市公安局便奉命逮捕了以高功懋、闻人杰、周英伯、刘雨三、李杭等人为主要成员的“星四聚餐会”的企业家，而其他诸如“星五聚餐会/星六聚餐会/十一厂联络处”等企业家沙龙性质的聚会也被蛮横取缔。
-1953年/打油-
1953年10月陕西农民诗人王老九在[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]上发言
-1958年/诗人郭沫若与王老九赛诗（毛松友摄）-
1953年10月,[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]在北京召开，陕西-临潼县农民王老九，以“农民诗人”的身份受邀参加。王老九，1894年生，原名王建禄，因在族中排行第九，故人称王老九。小时候他只念过一年私塾，粗通些文字。1949年以前，逢灾年讨饭时，他常自编些顺口溜打油诗，以快板的形式唱给流民听。1949年后，他说“恶霸地主斗倒了/穷人分到土地/再不愁吃穿了/我的快板也能上报了/这些事情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啊/没有毛主席/哪有如今这好世道”云云，于是他就编了段《歌颂毛主席》的顺口溜打油诗
梦中想起毛主席，半夜三更太阳起。作活想起毛主席，周身上下增力气。
走路想起毛主席，手推小车不知累。吃饭想起毛主席，蒸馍拌汤添香味。
开会欢呼毛主席，千万拳头齐举起。墙上挂着毛主席，一片红光照屋里。
中国有了毛主席，山南海北飘红旗。中国有了毛主席，老牛要换拖拉机。
像王老九这样编顺口溜打油诗的“农民诗人”，自1949年直到文革的近三十年间，一直“层出不穷”，也常被[文化部]、[宣传部]、[中国作协]等中国文艺机构树为文艺榜样和典型。我记得1974年我念初中时，天津的中学语文课本里还编入了天津-小靳庄“农民诗人”魏文忠老大爷的顺口溜打油诗。而这就是我们从小学习的语文，这就是我们从小接受的诗歌教育！另：自1949年以来的六十年间，中国的文艺方针哪里是毛泽东讲的“为工农兵服务”啊，分明是“为政治服务”。呵呵，中国文艺的调子已定，欢呼吧！雀跃吧！难怪连大名鼎鼎的大诗人郭沫若也写出了“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”这样恬不知耻的“伟大诗句”！最后，我想我还是援引一句美国女作家苏珊-桑塔格的话来作为结束语吧“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/而是讲出真相......以及拒绝成为谎言的同谋”！
-1954年/合营-
1954年/38岁的荣毅仁（左1）与上海工商界等代表步入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会场
1954年元月4日，中央宣布，计划将500个私营厂矿（产值17亿元）转为公私合营企业，私方股息与红利仅占25%。与此同时，[中财委]也公布了《关于有步骤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》，幷强调公私合营的办法与形式是“国家投入少量的资金和干部/去充分利用原有私营企业的资金-干部和技术来改造资本主义工业”......大家听明白了吧，国家既出钱少，还要派外行的行政干部进驻企业实施管理，而内行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其实全是原有私营企业的。最后的利润，私营企业连股息带红利，加在一起不过四分之一。
这就是公私合营，无异于对私营企业巧取豪夺。难怪当年拥有24家企业的上海头号大户荣毅仁在代表私营企业家表态讲话时、咬着后槽牙强作欢笑地说“对于我/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/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/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”，呵呵，说得太好了，简直就是痛心疾首，眼泪哗哗的往肚里咽，胳膊咯嚓嚓地折在袄袖里。荣毅仁因积极配合公私合营，当时在上海私营企业界也落了个“红色资本家”的光荣绰号。自这一年开始，公私合营全面启动，凡拥有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，悉数划入公私合营范畴，无一漏网。
然而，可惜的是，公家在私营企业身上虽然占尽了便宜，捞足了油水，但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，因政治运动不断，极尽人整人之能事，导致无论国家还是民众，依旧穷得叮当乱响。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，许多当年被公私合营成为国企的企业也皆纷纷倒闭，从这个立场上看，与败家子又有何两样呢？
-1955年/胡风-
1955年5月18日/胡风与夫人梅志同时被公安部逮捕
1955年5月18日，时任《人民文学》编委、[中国作协]主席团成员的胡风，与夫人梅志同时被[公安部]逮捕，幷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。在此前的1954年7月，胡风曾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《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》的长篇报告书，在这份报告书中他指出1949年以来，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毛泽东和党的原则基础上，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。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生活，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，只能用民族形式，只强调光明面，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。他断言，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。
文艺界当年站出来带头批判胡风的人有：周扬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舒芜、林默涵、何其芳等。1955年6月开始，全国展开了揭露、批判、清查“胡风反党集团”的运动，受到牵连者达2100人，其中92人被捕，62人被隔离审查，73人被停职反省。1965年，胡风从[秦城监狱]出狱，但夫妇二人旋即又被送至四川-成都西部的芦山县[苗溪劳改农场]监护劳动。1967年11月，胡风再度入狱。1970年元月，[四川省革委会]以“写反动诗词”和“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”的罪名，加判胡风无期徒刑，不准上诉。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出狱。1980年、1986年、1988年，中央先后三次为胡风平反。后两次平反时，胡风已去世，他病逝于1985年。
执政党打压讲真话的文艺人是一贯的，也是没二话的。可恶的是，文艺界的诸多同道也沦为帮凶，放弃真理与原则，趁机公报私仇。呵呵，还是美国女作家苏珊-桑塔格说得好“尽管大家都自认有原则/但当原则变成不方便时/原则往往会被牺牲”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：今天，文艺人之间的相互批评乃至反目，幷非皆出于人际关系上的不合而以仇相见。我赞同陈丹青对余秋雨的批评乃至不屑，因为秋雨同志在政治立场、学术原则、道德尺度等方面，许多言行很不靠谱，存在与专制政权成为同谋的重大嫌疑及人格问题。
-1956年/双百-
马克-吕布摄于1957年
1956年5月2日，毛泽东提出“百花齐放/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幷说“春天来了/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/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/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/这就叫百花齐放/百家争鸣就是诸子百家/春秋战国时代/有许多学说/大家自由争论/现在也需要这个/但杜威-胡适之流/就不要让他争鸣/在宪法范围内/各种学术思想/让他们去说/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/艺术上百花齐放/学术上百家争鸣/是我们的方针”......时任[中宣部]部长的陆定一则进一步解释说，双百方针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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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的“双百方针”很明确，是有限制的“开放”和“争鸣”，既然不让杜威、胡适之类的花开放，这个“百花”其实仍然只是一种花、或一类花，亦如牡丹花之类的，细微处也有许多品种，但皆属牡丹系列。而牡丹系列之外的仙人掌、刺玫瑰之类，就不许开了。文艺界中很多人没听明白，真以为可以随便开、自由说呢，结果你一随便自由，就被打成了右派，秋后就免不了要找你算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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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950-1956年间，那时允许开的花又都是些什么花呢？以文艺为例，那时开的是与抗美援朝有关的战斗歌曲，与土改有关的《谁养活谁》的宣传画，歌颂进入新社会才得到治理的老舍的三幕话剧《龙须沟》，电影《中国人民的胜利》和《解放了的中国》，出版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丁玲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（旋即挨批），周立波的长篇小说《暴风骤雨》，演出梅兰芳的“无害”旧京剧，贺敬之与丁毅合作的歌剧《白毛女》，演出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推广农民诗人王老九的顺口溜，出版部分苏联文学名著，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《高玉宝》，出版赵树理的小说《三里湾》，上演电影《鶏毛信》，演出昆曲《十五贯》等。而遭到批判的则有电影《武训传》，查禁京剧剧本《引狼入室》，文化部通令停演《大劈棺》，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思想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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